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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學報告:中國經濟仍在調結構 謹防中期風險-澤圖快訊

人民大學報告:中國經濟仍在調結構 謹防中期風險

華夏時報

01-2615:06

華夏時報(chinatimes.net.cn)記者張智 北京報道

2018年經濟底部徘徊,2019年經濟下行或將持續,中國經濟到了最關鍵的時刻。

“當前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遠未結束,而僅僅是剛剛觸及本質性問題,同時,新舊動能的轉換也遠沒有結束,政府扶持型新動能向市場型新動能的轉換才剛剛開始。在此中國經濟結構轉換的關鍵期,舊結構、舊動能開始衰退,而新結構、新動能在政策推動雖然嶄露頭角,但是仍然沒有完全替代舊結構、舊動能。從這一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增長的放緩是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必然面臨的過程,是高杠桿下的經濟轉型所必須面臨的陣痛。”1月25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國誠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中誠信宏觀金融研究部總經理袁海霞代表課題組指出。

而在經濟放緩的趨勢下,經濟運行中各類結構性風險也將進一步凸顯,加大了經濟平穩轉型的難度和壓力,甚至處理不善有可能導致中國經濟錯失結構轉型的窗口期。

報告指出,在當前經濟結構轉型關鍵期,宏觀政策“變中求穩”需要重點關注國際金融市場波動給中國經濟帶來沖擊的風險;經濟下行和財政收入放緩下的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化解風險;貨幣信貸傳導機制不暢背景下的實體經濟信用風險;結構性就業矛盾突出,經濟下行期有可能出現失業與就業質量急速下滑的風險等四類風險。

結構轉換進行時

2016年下半年以來,隨著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的企穩,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重心發生一定轉移,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面多次提及,并在2018年年初提出防范和化解三大攻堅戰。

2018年,中國經濟面臨內部去杠桿和外部貿易戰的雙重壓力,經濟下行壓力持續顯現,GDP增長呈現逐季回落的特征。面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的局面,下半年以來,宏觀政策再次出現調整,去杠桿逐步轉向穩杠桿,宏觀政策逐漸由“嚴監管、穩貨幣、結構性緊信用”轉向“穩監管、寬貨幣、結構性寬信用”再進一步轉向“穩監管、寬貨幣、寬信用”。

“2019年宏觀經濟下行壓力仍然比較大,內外部約束依然沒有改變。同時在經濟放緩和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的關鍵年份,我們還面臨著投資下行、新動能能否持續的重要問題。與此同時,在我們的經濟運行中還會面臨一些外部的沖擊,以及我們國內在經濟下行和財政收入放緩下,債務化解方面的壓力,也會面臨宏觀風險。”袁海霞指出。

據了解,目前新舊動能的轉換是處于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2019年經濟下行背景下財政收入會放緩,對當前新動能發展來講,資金來源主要是來源于財政支持以及自有資金。這兩方面資金情況來說,財政支持資金面臨著財政收入壓力的放緩,而自有資金從全球角度來講,面臨資本流動對新興國家帶來的壓力,從國內情況來講,資金來源情況也會在整個涉融回暖幅度不是特別大的情況下也會受到一定影響。

報告強調,在此經濟下行期,尤其需要重點關注投資回落、通縮或帶來企業盈利惡化、新動能是否持續等短期問題。投資仍將下行或繼續拖累經濟;伴隨環保約束邊際放松、企業生產利潤放緩和產能利用率回落,制造業反彈可持續性存疑,存在進一步回落可能。同時,在全球經濟復蘇放緩大宗商品價格回落、國內環保力度邊際放松的背景下,考慮到翹尾因素的影響,2019年存在較大的通縮擔憂,煤炭、鋼鐵、原油等行業利潤增長或進一步放緩,將進一步影響企業擴大再生產的意愿和能力,從而加劇經濟下行壓力,同時企業內在現金流壓力的加大或引發企業信用風險。

一個難題在于,以往以債務投資驅動模式的穩增長的老路已經行不通了,需要在路徑和著力點上進行調整。從更深層次解決和化解來講,需要依靠進一步改革開放來激發經濟發展活力。

事實上,金融危機后十年,中國經濟與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經濟運行依然面臨諸多結構性因素制約,宏觀經濟政策面臨宏觀杠桿率約束、高資產價格約束以及環保約束等多重制約。在這些約束條件下,穩增長政策的實施空間面臨的制約明顯加大,傳統的依托基建、房地產穩增長的路徑難以為繼,基建投資的增長面臨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突出的約束,房地產市場泡沫化程度較高和居民部門較高的房貸負擔水平也導致房地產若大起大落對整個經濟的風險加大。

“考慮到經濟政策面臨的多重約束,新的一年尤其要注重穩增長、防風險與促改革之間的關系,一方面防止走’債務-投資’驅動模式老路,托底經濟的同時注重 防風險的平衡協調;另一方面繼續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整經濟結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尤其加大改革力度,激發經濟活力。”袁海霞指出。

下一步防風險

“ 2019年將穩增長、控風險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總書記從七個方面談到了我們的風險,包括政治風險、意識形態風險、經濟風險、科技風險、社會風險、外部環境風險、黨的建設,也就是說穩增長控風險并不是從單純的經濟邏輯來進行著手,因此,2019年穩增長的意義可能在近20年里邊是最重要的,目前是加速下滑,剎車沒踩住,加速下滑的這種壓力很明顯。”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指出。

為了踩住剎車,報告建議,2019年,貨幣政策保持穩健,通過“貨幣政策+宏觀審慎”雙支柱調控框架著力疏通政策傳導機制;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著力于“降成本”和“補短板”,重點關注貧攻堅、鐵路、公路與水運、機場、水利、能源、農業農村、生態環保、社會民生等九個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建設;房地產調控要保持定力,避免地方政府在財政壓力下過度放松調控政策導致對市場預期的誤導。

此外,考慮到民營企業的發展對于穩定經濟增長、穩定就業具有重要積極意義,需進一步激活民營經濟活力,穩就業、穩預期、穩經濟。與此同時,中長期仍需持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其繼續推進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等制度改革,促進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市場化。

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在于外部風險的防范。

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張永軍看來,2019年除了國內經濟運行存在一些問題之外,對于整個國際經濟形勢方面的變化需要更加關注。從近幾個月的情況來看,世界經濟范圍內出現的不確定因素開始增多,比如三季度,日本出現經濟負增長;一直穩健的德國三季度也出現了環比的負增長,可能與貿易保護會有一定的關系。

與此同時,新經濟體情況堪憂,比如阿根廷貨幣匯率貶值40%多,土耳其貶值20%多,俄羅斯貶值10%左右。此外,大宗商品價格,比如石油價格跌得比較明顯,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下跌之后,不僅是阿根廷、土耳其這些新興經濟體,連法國、俄羅斯等對大宗商品出口依賴程度比較高的經濟體也會受到影響,不排除有些經濟增長率繼續降低,甚至更多經濟體從原來正增長轉為負增長的狀態。

從對國內影響來講,如果美元繼續走強,除了大宗商品價格走低,還將壓低PPI,影響企業生存。

此外,意識形態的風險、政治的風險、社會的風險也很嚴峻。

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毛振華看來,接下來應該需求端發力,同時在供給側把改革放開。盡管外部環境有很大的壓力,但國內主體有巨大市場,我國很有可能在這樣的特殊時期,換得一個繁榮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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